所谓僧侣的认可，是对收养事实而加以详细诘问并审查其有无符合法定条件，僧侣认可后，则交由大祭司主持的民众大会经一定的程式通过。

[46]作者的选题意图在文章中并不明朗，但该等文章明显借鉴了美国学术界的研究模型，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学者的选题对中国学者的影响。魏建、黄立君、李振宇：《法经济学：基础与比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一部分廓清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两条路径。[49]但这两种方法皆有的局限在于，数据的客观性和代表性都可能打折扣。与此同时，研究者需要意识到，不完美的计量分析结果也并非毫无价值，数据与分析结论之间的差距恰可以为日后的研究指明方向，提供基础。因此，在对我国近二十年来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发表作品简略评述的基础上，本文希望开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反思。[16]但两条路径的发展并非相互消长的关系，而是在平行发展，为法和经济学发展提供不同的视角。

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在美国和欧洲学术界的发展轨迹也证明了这一研究路径对本土化法律现象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其研究成果通过立法、司法和行政监管行为影响了法律制度的修订和发展，笔者对此价值不再赘述。[59]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12月8日发布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苏力所表述的这些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形，恰恰是司法中的特殊情形，而不是常规情形。

法盲遵守法律、尊重规则，可能是因为社会压力、法律的权威性、道德的原因，或者因为尊重习惯，或者因为怕受惩罚等，[28]或者因自身利益的需要。[76]尽管波斯纳不认可伊利的两条进路，也不认为存在第三条进路，但这不重要。他说，美国法律教育中的Thinking Like A Lawyer只是为了希望他们（一年级新生）尽快熟悉英美法的基本制度环境以及分析推理的一些基本技能。中国在没有法律活动专门化和职业化的年代，也就不存在法律职业（法律人）和法律方法，因此也就不存在法律人的思维。

在中国当下这个转型时期，社会需要中国法理学去创造性地作出贡献，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就会有无数的中国法律研究课题。我们相信行外人会遵守规则、尊重法律，但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法律人的思维。

（摘自朱文第九部分）。这里，我们会发现苏力的一个形式逻辑错误：一方面承认法律人需要接受专业技能和方法的训练，另一方面又否定法律人思维的存在。难道他是想说：所谓的法律人本身就不存在？其实他已经勇敢地表态了——有人想建立法律人的共同体……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摘自朱文第三部分）。当然，法律人的思维和方法主要是Jurisprudential model，但不排斥社会学思维模式，即所谓超越法律的思维和方法。

法律谙语云含糊的和不确定的理由不是令人信服的理由（Causa vaga et incerta non est causa rationabilis. A vague and uncertain cause is not a reasonable cause），法律方法的意义就在于提供判断的明确而充分的理由，并使结论具有可检验性。这种观念冲突的两难严重影响司法的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最后只能通过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动员来统一，来保持相对稳定。[75]拉伦茨，见前注〔15〕，页77。[74]波斯纳，见前注〔66〕，页127。

一如人类所有的追求和行为，法学也带有不足并遭受危险。苏力想用霍姆斯判案如何巧妙地关心后果而不考虑规则与概念，来否定法律人的思维的存在。

梁慧星，见前注〔16〕，页76以下。苏力一方面承认存在法律方法和技能，另一方面又不承认法律人的思维。

某日李茂润为了求生，被迫从二楼跳下致重伤，因此起诉派出所。苏力说霍姆斯……认为法官不必关心这是否言论，是否表达，也不应关心表达的内容你是否赞同和反断，而只是要关心这个可称为‘表达的社会行动可能引发什么后果，多少危险，多大危险以及危险何时发生（摘自朱文第二部分）。[23]有时法科生会存在一个疑惑：检察官在法官未判决之前就起诉，这种未经审判就认定他人有罪的思维，是不是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事实上，这个问题如果从检察官伦理上来看（如客观义务或准司法官），就能迎刃而解了（参见（日）森际康友：《司法伦理》，于晓琪、沈军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页176）。比如在吴英案的争议中，张维迎认为刑法上的非法集资罪本身是不合理的，是恶法。而Sociological model,则从社会结构、行为、变量和观察者角度来考察。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

[45]霍姆斯在这份法院意见中提出了他著名的明显和即时的危险标准，限制了言论自由的概念，也限制了该宪法条款过于宽泛的字义。四条脚的动物的所有人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使动物的所有人尽其管束动物的义务，避免损害他人，对任何动物，不论其为二脚或四脚都应如此。

1998年5月，四川省阆中市水观镇个体经营户李茂润受到一精神病患者的严重威胁时，多次向水观派出所求助，但派出所未予理睬。法教义学确定法学的基质和学问方式，没有法教义学指导的法律实践是混乱的，法教义学在功能上可以运用体系化论证检验法律规范的解释，规范与事实的涵摄，以及司法裁判的理由说明是否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法教义学的谦抑恰好表明审慎的要求人们在框限和规准之内观察和思考，对于框限和规准之外的问题，则交由其他学问去解决。

被害人母校的学生上街多么有序啊。难道法律方法是行为而不是思维吗？我们见过哪个职业化的法官运用法律方法进行思考时，是用手和脚来思考的吗？ 我们不能因为凭现有的科学手段看不清楚人类思维活动，就以为人的思维不存在，或者说人的思维只能通过行为来研究，更不能认为人的思维就是行为。

法律专业（职业）思维训练也不例外，较多地出现在法律教育过程中，出现在法律教师的口中。其二，《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本案就是法院（法官）基于社会后果考量的创造性判决，弥补了法律漏洞。比如《继承法》第17条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我们在电脑和打印设备业已普及的今天，就不能机械刻板地把立遗嘱人用电脑打印后签字盖章的遗嘱书，不当作遗嘱来解释。

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苏力否定法律人思维的看法，以及其反对法律职业同质性的看法，正好是波斯纳观点在中国的一个翻版。[36]孙笑侠：公案的民意、主题及其信息对称，《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

这成为该案处理的关键问题所在。[59] Larry Alexander， Emily Sherwin，Demystifying Legal Reaso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60]John Dewey，Logical Method and Law，Cornell Law Quarterly,1925. [61]拉德布鲁赫，见前注〔2〕，页73。

在父亲和儿子一起到基层法院过户时，法院的工作人员作出临时处分，认为由于受让人是未成年人，其取得住宅所有权会产生法律上的不利益，因而必须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而本案中住宅所有权的让与人就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因此不符合《德国民法典》第181条禁止自己代理的规定，所以，在转让住宅所有权时，还必须为未成年人设置一名保佐人。正如苏力所言，某最高院领导的解释，在法律教义学上完全成立，最高法院的社会后果考量也有合理之处。

  七、中国法学理论真的尴尬到了没有主题抓手了？ 中国法学理论是否存在苏力所谓的尴尬（参见朱文第九部分）？我们承认中国法学理论的总体研究水平是不如人意，甚至承认是落后的，个别学者的研究还是令人难堪的。判例二：1882年的德夫林诉史密斯案中，建筑商制造一有缺陷的脚手架卖给油漆师，结果油漆师的雇员从脚手架上跌下致死。朱文所引用的Frederick Schauer的著作提到的法律规则、先例、权威性、类比推理、普通法、法律现实主义、法条解释、司法意见、造法（规则与标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举证责任和推定等，这些不是法律人的思维所坚持的方法，那又是什么呢？苏力说所有这些都与英美法，特别是美国司法制度及其运作有关，可以说，像法律人那样思考，就是大致了解法律人会在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制度环境中，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司法制度环境中工作和思考。正是方法影响了思维，决定了思维主体是否拥有特殊的思维。

[73]吴经熊评价霍姆斯时，将其与莎士比亚作比较，他说像莎士比亚一样，霍姆斯是一个对世界的哲学的深思者，对他来说宇宙是无限的，……他们在寻常中发现了深刻意义，在貌似庄严中发现了平常。中国法学界和法律界正是针对当时职业化法律人的短缺这个问题，才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强调法律人的思维的重要性。

把非科班的人放在具有管理性质的法院院长位置上，尽管不合理，但在中国特定条件下也可能会是干得不赖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方角色，如果连基本的法律概念、法律方法和思维方式都存在差异，那么他们如何说到一块去呢？各国之所以让司法资格考试统一起来，就是让三部分人的概念、方法和思维统一起来，成为共同体。

2008年5月7日的5.7飙车案发生后，网络出现了各种观点（甚至有要求判肇事者死刑的），暂且不引用其观点，因为它也不重要，此处只关注大众观点的兴奋点和焦点，不外乎以下内容： 值班交警说只70码太不象话了。二是撤销已授予的学位，是个行政法律行为，[33]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处分，需要有充分的举证。